台灣的三毛,也是全球華人的三毛。三毛曾經到過美國很多地方,居住比較久的有兩次:
一九七○年,她25歲。赴美國芝加哥留學,在伊利諾大學主修陶瓷,並謀得在該校法律系圖書館從事圖書分類的工作。
一九八五年,她40歲。赴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養病,並在一所補習學校學習英文,以打發時光。

海關問三毛:“你來美國做什麼?”三毛說:“我來等待華盛頓州的春天。”
讓我們重返過去三毛旅美有趣時光,當然也有光怪陸離的美國鬼故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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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的禦外精神》
對於住在國外的學生宿舍、及與西方人相處的情形,三毛在《稻草人手記》裏其中一篇名為「西風不識相」的文章就寫得很精湛傳神,是三毛寫她當初分別在西班牙、德國、及美國的遭遇。
 
在美國時,遇見抽大麻、生活不健康的室友們,她二話不說立即學孟母,勢必要遷離不好的環境和人物。搬家後遇到一位超級用功的樓友,每天都要打字打到深夜二點,於是她配合對方的作息,等對方吵完了才在深夜看書;沒想到這樣的為人著想卻惹來對方的不高興:「你不睡,我可要睡,你門上面那塊毛玻璃透出來的光,叫我整夜失眠;你不知恥,是要人告訴你才明白?嗯?」
  
她不客氣地回嘴:「你不是也打字吵我?」  
「可是,我現在打好了,你的燈卻不熄掉。」    
「那麼正好,我不熄燈,你可以繼續打字。」
  說完我把門輕輕在她面前闔上,以後我們彼此就不再建交了。絕交我不在乎,惡狗咬了我,我絕不會反咬狗,但是我可以用棍子打它。
 
「這個世界上,有教養的人,在沒有相同教養的社會裏,反而得不著尊重。一個橫蠻的人,反而可以建立威信,這真是黑白顛倒的怪現象。」
「我一再的反省自己,為什麼我在任何一國都遭受到與人相處的問題,是這些外國人有意要欺辱我,還是我自己太柔順的性格,太放不開的民族謙讓的觀念,無意間縱容了他們;是我先做了不抵抗的城市,外人才能長驅而入啊!我多麼願意外國人能欣賞我的禮教,可惜的是,事實証明,他們享受了我的禮教,而沒有回報我應該受到的尊重。我不再去想父母叮嚀我的話,但願在不是自己的國度裏,化做一隻弄風白額大虎,變成跳澗金睛猛獸,在洋鬼子的不識相的西風裏,做一個真正黃帝的子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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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在西雅圖PIKE PLACE MARKET》
1986年5月,三毛在西雅圖BELLEUVE COMMUNITY COLLEGE邊休養邊學習英文,課餘時間常常泡在那個有幾百家小店鋪的自由市場。這段經歷被她寫進了《鬧學記》。
三毛在《我的寶貝》裏寫了一章“阿富汗人哈敏妻子的項鏈”。哈敏是三毛在PIKE PLACE MARKET認識的小店主,他是阿富汗人,為躲避戰亂和養家糊口,獨自一人在美國經營一家賣印度服飾的小店。三毛離開美國回臺灣之前,哈敏要送給三毛一條項鏈——他妻子的項鏈。項鏈美極了,三毛掏出身上所有的錢買下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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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的美國靈異事件》
       三毛除了以文名世之外,她的通靈能力也在文壇盛傳,從她生前口上透露的光怪陸離的經驗,令人聽了毛骨悚然。
        或許正如三毛所說,她的腦電波異于常人,她的第六感強烈,甚至她的夢後來都會應驗。
  有一年,三毛在美國大學圖書館打字,每隔片刻腦中就會有一柄紅色長柄湯匙出現。早上才想到的事,到晚上就應驗,一位同宿舍的美國女孩來敲門,說剛剛在餐廳裏吃飯,順手牽羊拿來一柄紅色湯匙送給三毛。這湯匙就是早上出現在三毛腦中的那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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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們來讀一讀三毛所寫的美國經歷文章。
 
《西雅圖的冬天》 作者:三毛
前年冬天,我在西雅圖念書。開始膽子小,只敢修了一些英文課,後來膽子大了,跑去選了“藝術欣賞”。
  在選這門課之前,我向註冊部門打聽又打聽,講好是不拿畫筆的,只用眼睛去看畫,然後,提出報告,就算數。這才放膽去上課了。
  那堂課,大概是二十個學生,除了一群美國人之外,我是唯一的中國人。另外兩個猶太人,一個叫阿雅拉,一個叫瑞恰,是以色列來的。
  阿雅拉和瑞恰原是我英文班上的同學,因為三個人合得來,就又選了同樣的課。
  在“藝術欣賞”這門課上,一般美國同學的態度近乎冷淡。那個女老師,只看她那純美國式的衣著風格,就知道她不是一個有著世界觀的人,看書也相當狹窄。我猜,在美國著名
  以前也上過西班牙的“藝術課”,那個馬德里大學的教授比起這一位美國老師來,在氣勢上就不知要好多少。
  主要是,那個美國老師,把教書當成一種職業,對於藝術的愛之如狂,在她生命中一點也沒看見。我就不喜歡她了。
  我知道,老師也不喜歡我。第一次上課時,我報出一大串偉大畫家的名字,而且說出在某時某地看過哪一些名畫的真跡。那個氣量不大的女老師,深深的看了我一眼,我當時就知小小的西雅圖,有人容不下我。
  同學們,怎麼交朋友,都談不上來。人家講話,他們只是回答:“是嗎?是嗎?”不肯介面的。冷得很有教養。
  那個猶太同學阿雅拉本身是個畫家,因為先生被派到波音公司去做事一年,她好高興的跟來了。也只有她和瑞恰,加上我,三個人,下課了就嘰嘰喳喳的爭論。
  阿雅拉不喜歡具象畫,我所喜歡的超現實畫派,正好是她最討厭的。我們經常爭辯的原因是,彼此說出哪一幅名畫或哪一個畫家,兩個人腦子裏就會浮現出背景來。
後來我要離開美國了,阿雅拉很難過很難過。她拿起久不動的相機和畫筆,特別跑到西雅圖城裏去拍照,以照片和油彩,繪作了一幅半抽象半具象的街景送給我,算是一種“貼畫
  這幅《西雅圖之冬》我非常喜愛,其中當然也加進了友情的色彩。目前正在等著配個好框。
  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阿雅拉在西雅圖已經開過了一次個展,報紙給她好評,也賣掉了一些畫。沒多久以前,阿雅拉回到以色列去,我回到臺灣。我們通信,打電話,約好一九八九。
 
 
《春天不是讀書天》 作者:三毛

  我早就認識了他,早在一個飄雪的午後。 
  那天我們安靜的在教室裏讀一篇托爾斯泰的短篇,阿雅拉拿起一顆水果糖從桌子右方彈向我的心臟部位。中彈之後,用眼神向她打過去一個問號,她用手指指教室的玻璃門。我們在二樓。 
  我用雙手扳住桌沿,椅子向後倒,人半仰下去望著走廊,細碎的雪花漫天飛舞著,這在西雅圖並不多見。“很美。”我輕輕對阿雅拉說。 
  愛琳老師聽見了,走向玻璃,張望了一下,對全班說:“外面下雪了,真是很美。” 
  於是我們放下托爾斯泰,一同靜靜觀雪。 
  下課時,我跑到走廊上去,阿雅拉笑吟吟的跑出來,兩個人靠在欄杆上。 
  “親愛的,我剛才並不是叫你看雪。”她說。 
  又說:“剛才經過一個男老師,我是要你看他。” 
  “我知道你講的是誰。索忍尼辛一樣的那個。”“對不對?他嘛——你也注意到了。” 
  我們的心靈,在那一霎間,又做了一次不必言傳的交流。阿雅拉太精彩,不愧是個畫家。 
  阿雅拉順手又剝一顆糖,很得意的說:“在班上,只我們兩個特別喜歡觀察人。” 
  那個被我們看中的男老師,此刻正穿過校園朝我的方向走來。 
  我並不動,靜立在一棵花樹下已經好久了。 
  等他快走向另一條小徑時,我大聲喊出來:“哈羅!PA-PERMAN” 
  這個被我喊成“紙人”的人這才發現原來我在樹底下。他微微一笑,大步走上來,說:“嗨!你好嗎?”“好得不能再好。”我笑說的同時,把頭髮拉拉,給他看:“注意,頭上肩上都是櫻花瓣,風吹下來的。”“真的吔!”這位美國大鬍子這才讚歎起來。 
  “這種事情,你是視而不見的。”我說。 
  “你知道,我是只看印刷的——”他打打自己的頭,對我擠了一下眼睛,笑著。 
  他又要講話,我噓了他一聲,這時微風拂過,又一陣花雨斜斜的飄下來。 
  我沉浸在一種寧靜的巨大幸福裏。 
  “這使你聯想到什麼?”這位朋友問我。 
  “你說呢?”我的表情嚴肅起來。 
  “莫非在想你的前半生吧?” 
  “不是。” 
  我們一同走了開去,往另一叢櫻花林。 
  “這使我,想起了我目前居住的美國。”我接著說:“我住在華盛頓州。”又說:“這又使我想起你們的國父——華盛頓以及他的少年時期。” 
  “春天,跟國父有關嗎?”他說。 
  “跟他有關的是一棵櫻花樹、一把鋸子,還有,在他鋸掉了那棵樹之後,那個沒有迫著國父用棍子打的爸爸。”我一面走一面再說:“至於跟我有關的是——我很想問問你,如果說,在現代的美國,如果又有一個人——女人,也去鋸掉一棵櫻花樹——”, 
  我們已經走到了那更大的一片櫻樹林裏,我指著那第一棵花樹,說:“譬如說——這一棵——” 
  我身邊守法的人大吃一驚,喊:“耶穌基督,原來——。” 
  “原來我不是在花下想我的——新——愁——舊——恨——”我的英文不好,只有常用中國意思直譯過去,這樣反而產生一種奇異的語文效果,不同。 
  在春日的校園裏,一個中年人笑得顛三倒四的走開,他的背後有我的聲音在追著——“華盛頓根本沒有砍過什麼樹,是你們一個叫WEEN的人給編出來的——” 
  當我沖進教室裏去的時候,同學們非常熱烈的彼此招呼。十幾天苦悶假期終於結束,春季班的開始,使人說不出有多麼的歡喜。 
  “你哦,好像很快樂的樣子。”同學中的一位說。“我不是好像很快樂。”我把外套脫下,掛在椅背上;“我是真的、真的好快樂。” 
  “為什麼?” 
  “春來了、花開了、人又相逢,學校再度開放,你說該不該?” 
  “ECHO講出這幾句話來好像一首歌詞。”同學們笑起來。 
  “而且押韻——注意喔。”我唱了起來。 
  這一生,沒有一個學校、一個班級、一位老師,曾經帶給我如此明顯的喜悅,想不到,卻在美國這第四次再來的經驗裏,得到了這份意外的禮物。 
 
《你從哪里來》 作者: 三毛

當我站在註冊組的櫃檯前翻閱那厚厚一大疊課程表格時,已經差不多知道自己那種貪心的欲望為何而來了。

  我盡可能不再去細看有關歷史和美術的課程,怕這一頭栽下去不能自拔。當當心心的只往“英語課”裏面去挑,看見有一堂給排在中午十二點十五分,一次兩小時,每週三次。學費九十六塊美金一季。老師是位女士,叫做愛琳。至於她的姓,我還不會發音。“好,我注這一門。”我對學校裏的職員說。

  她講:“那你趕快註冊,現在是十二點差一刻,繳了費馬上去教室。”“現在就去上?”我大吃一驚,看住那人不動。

  “人家已經開學十幾天了,你今天去不是可以快些趕上嗎?”那位職員說。“我還沒有心理準備。”我說。

  “上學還要心理準備!不是你自己要來的嗎?”那人說。

  這時,我看了一下手錶,開始填入學卡,飛快的跑到另一個櫃檯去繳費,再跑回註冊組把收據送上。聽見那人對我說:“D幢二○四教室就對了。”

  我站在校園裏舉目望去,一個好大的D字掛在一幢三層樓的牆外。於是,在西雅圖冬季的微雨裏,往那方向奔去。

  找到了二○二,也找到了二○六,就是沒有二○四。抓了好幾個美國學生問,他們也匆忙,都說不曉得。

  好不容易才發覺,原來我的教室躲在一個回字形的牆裏面,那回字裏的小口,就是了。
  教室沒有窗,兩個門並排入口,一張橢圓形的大木桌佔據了三分之二的地方,四周十幾張各色椅子圍著。牆上掛了一整面咖啡色的寫字板,就是一切了。那不是黑板。

  在空蕩無人的教室裏,我選了靠門的地方坐下,把門對面,我心目中的“上位”留給同學。
  同學們三三兩兩的進來了,很熟悉的各就各位。就在那時候,來了一位東方女生,她看見我時,輕微的頓了那麼十分之一秒,我立即知道——是我,坐了她的老位子。

  我挪了一下椅子,她馬上說:“不要緊,我坐你隔壁。”她的英文標準,身體語言卻明顯的流露出她祖國的教養;是個日本人。那時候,老師還沒有來。同學們脫帽子、掛大衣、放書本、拖椅子,一切都安頓了,就盯住我看個不停。
  坐在桌子前端的一位女同學盯得我特別銳利。她向我用英文叫過來:“你從哪里來?”我說:“中國。”她說“中國什麼地方?”我說:“臺北。”她說:“臺北什麼地方?”我說:“南京東路四段。”
  這時,那個女同學,短髮、留海、深眼窩、薄嘴唇的,站起來,一拍手,向我大步走來。我開始笑個不停。她必是個臺北人。她把那個日本同學推開,拉了一把椅子擠在我們中間,突然用國語說:“你像一個人。可是——怎麼會突然出現在我們這種小學校裏呢?大概不是。我看不是——”
  “隨便你想了。”我又笑說:“等一下我們才講中文,你先坐回去。”她不回去,她直接對著我的臉,不動。

  這時候同學們大半到齊了,十二三個左右,女多男少。大家仍然盯住我很好奇的一句又一句:“你是誰?你從哪里來?中國人?純中國人?為什麼現在才來……”
  這全班都會講英語,也不知還來上什麼英語課。人種嘛,相當豐富。卻是東方人占了大半,當然伊朗應該算東方。只個棕色皮膚的男生說是南美洲,巴西上來的。還有一個東歐人。那時,老師進來了。她的身體語言就是個老師樣子。進門大喊一聲:“嗨!”開始脫她的外套。這一看見我,又提高了聲音,再叫一聲——“嗨!”這一聲是叫給我的。我不習慣這種招呼法,回了一句:“你好嗎?”全班人這一聽,唏哩嘩啦笑得前俯後仰。

  “哦——我們來了新同學。”老師說著又看了我一眼。她特別給了我一個鼓勵的微笑。
  那時,我也在看她。她——
  銀白色齊耳直發、打劉海、妹妹頭、小花棗紅底襯衫、灰藍背心、牛仔過膝裙,不瘦不胖不化妝。那眼神,透出一種忠厚的頑皮和童心。溫暖、親切、美國文化、十分的人味。
  我們交換眼光的那一霎間,其實已經接受了彼此。那種微妙,很難說。“好!不要笑啦!大家把書攤出來呀——”老師看一下手錶喊著。我也看一下手錶,都十二點半了。
  我的日本女同學看我沒有書。自動湊過來,把書往我一推,兩個人一起讀。一本文法書,封面寫著:“經由會話方式,學習英文文法。”書名:《肩靠肩。》我猜另有一本更淺的必叫《手牽手》。
  “好——現在我們來看看大家的作業——雙字動詞的用法。那六十條做完沒有?”老師說。
  一看那本書,我鬆了一口大氣;程度很淺,就不再害怕了。“好——我們把這些填空念出來,誰要念第一條?”
  “我。”我喊了第一聲。
  這時大半的人都在喊:“我、我、我……”
  “好——,新來的同學先念。”老師說。
  正要開始呢,教室的門被誰那麼砰的一聲推開了,還沒回頭看,就聽見一個大嗓門在大說:“救命——又遲到了,真對不起,這個他媽的雨……。”

  說著說著,面對老師正面桌子的方向湧出來一大團顏色和一個活動大面積。她,不是胖。厚厚的大外套、雙手抱著兩大包牛皮紙口袋、肩上一個好大的粗繩籃子,手上掛著另外一個披風一樣的布料,臂下夾著半合的雨傘。她一面安置自己的全身披掛,一面說:“在我們以色列,哪有這種鬼天氣。我才考上駕駛執照,雨裏面開車簡直怕死了。前幾天下雪。我慘——”。我們全班肅靜,等待這個頭上打了好大一個蝴蝶結的女人沉澱自己。她的出現,這才合了風雲際會這四個字。

  那個女人又弄出很多種聲音出來。等她嘩歎了一口氣,把自己跌進椅子裏去時,我才有機會看見跟在她身後的另一個女人。那第二個,黑色短髮大眼睛,淡紅色慢跑裝,手上一個簡單的布口袋,早已安靜得如同睡鳥似的悄悄坐下了。她是猶太人,看得出——由她的鼻子。

  “好——我們現在來看看雙字動詞——”老師朝我一點頭。我正又要開始念,那個頭髮卷成一團胡蘿蔔色又紮了一個大黑緞子蝴蝶結的女人,她往我的方向一看,突然把身體往桌上嘩的一撲,大喊一聲:“咦——”接著高聲說:“你從哪里來的?”那時,坐在我對面始終沒有表情的一位老先生,領先呀的一聲沖出來。他的聲音沙啞,好似水鴨似的。這時全班就像得了傳染病的聯合國一般;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好——不要再笑了。”老師喊。

  我發覺,我們的老師有一句口頭語,在任何情況之下,她都只用一個方法來制止或開頭,那就是大喊一聲:“好——”
  老師一指我,說:“好——你來做第一題。”一聽到那個好字又出來了,我瞪住書本略略吱吱的抖得快抽筋。這時笑氣再度擴散,原先憋在全班同學胸口的那股氣,乘機爆發出來。大家東倒西歪,教室裏一片大亂。
  “好——今天我們那麼開心,課就先不上了。”
  老師想必很怕熱,她把那件背心像用扇子似的一開一合的扇。這時大家喊:“不要上啦!不要上啦!”
  “好——我們來自我介紹,新同學來一遍。”老師說。
  我說:“不行,這麼一來你們認識了我,我又不認識你們。”
  “好——”老師說:“全體舊同學再來一遍自我介紹,向這位新同學。然後,這位新同學再向大家介紹她自己。行不行?”全班聽了,紛紛把文法課本拍拍的亂合起來,又弄出好大的聲音。以前在開學第一天自我介紹過了的人,好似向我做報告似的講得精簡。等到那個不大肯有表情的米黃毛衣老先生講話時,全班才真正安靜了下來。

  “我叫阿敏,是伊朗人,以前是老國王時代的軍官,後來政變了,我逃來美國,依靠兒子生活。”另外兩個伊朗同學開始插嘴:“老王好、老王好。”
  對於伊朗問題,大家突然很感興趣,七嘴八舌的沖著阿敏一句一句問個不停。阿敏雖然是軍官,英文畢竟不足應戰,我我我的答不上話來。那個伊朗女同學突然說:“我們還有一個壞鄰居——伊拉克,大混帳……”全班三個伊朗人突然用自己的語言激烈的交談起來。一個先開始哭,第二個接著哭,第三個是男的阿敏,開始擤鼻涕。我說:“我們中國以前也有一個壞鄰居,就是——”我一想到正在借讀鄰居的文法書,這就打住了。

  老師聽著聽著,說:“好——現在不要談政治。新同學自我介紹,大家安靜。”“我嘛——”我正要說呢,對面那個還在哭的女同學一面擦眼睛一面對我說:“你站起來講。”
  我說:“大家都坐著講的,為什麼只有我要站起來?”
  她說:“我是想看看你那條長裙子的剪裁。”
  全班乘機大樂,開始拍手。

  我站起來,有人說:“轉一圈、轉一圈。”我推開椅子,轉一圈。老師突然像在看西班牙鬥牛似的,喊了一聲:“哦類!”
  我一聽,楞住了,不再打轉,問老師:“愛琳,你在講西班牙文?”這時候,一個日本女同學正蹲在地上扯我的裙子看那斜裁功夫,還問:“那裏買的?那裏買的?”
  老師好得意,笑說:“我的媽媽是英國移民,我的爸爸是墨西哥移民,美國第一個墨西哥民航飛機駕駛師就是他。”我對地上那個同學說:“沒得買,我自己亂做的啦!”
  “什麼鬼?你做裙子,過來看看——”那個紅頭髮的女人砰一推椅子,向我走上來——她口中其實叫我——你過來看看。“好——大家不要開始另一個話題。我們請這位新同學介紹自己。”老師說。“站到桌子上去講。”那個還在研究裁縫的同學輕輕說。我回了她一句日文:“請多指教。”
  “好——”我說:“在自我介紹之前,想請教愛琳一個重要問題。”我坐了下來,坐在椅子上。
  “好——你請問。”老師說。
  “我問,這個班考不考試?”我說。
  老師沉吟了一下,問說:“你是想考試還是不想考試呢?”她這句反問,使我聯想到高陽的小說對話。
  “我不想考試。如果你想考試我,那我就說再見,不必介紹了。”我說。這一說,全班開始叫:“不必啦!不必啦!”
  那個蝴蝶結正在啃指甲,聽到什麼考不考的,驚跳起來,喊說:“什麼考試!開學那天愛琳你可沒說要考試——。”
  愛琳攤一攤手,說:“好——不考試。”

  這一說,那個巴西男孩立即站起來,說:“不考?不考?那我怎麼拿證書?我千辛萬苦存了錢來美國,就是要張語文證書。不然,不然我做事的旅館要開除我了——”
  蝴蝶結說:“不要哭,你一個人考,我們全部簽字證明你及格。”巴西男孩不過二十二歲,他自己說的。老師走過去用手從後面將他抱了一抱,說:“好!你放心,老師給你證書。”
  這才開始我的自我介紹了。教室突然寂靜得落一根針都能聽見。我走上咖啡板,挑出一支黃色短粉筆,把筆橫躺著畫,寫下了好大的名字,寬寬的。

  我說,在我進入美國移民局的當時,那位移民官問我:“你做什麼來美國?”我跟他說:“我來等待華盛頓州的春天。”
  那個移民官笑了一笑,說:“現在正是隆冬。”我笑說:“所以我用了等待兩字。”他又說:“在等待的這四個月裏,你做什麼?”我說:“我看電視。”
  說到這兒,愛琳急著說:“你的入境,跟英國作家王爾德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美國稅務官問王爾德有什麼東西要報關,王爾德說;除了我的才華之外,什麼也沒有。”這時幾個同學向老師喊:“不要插嘴,給她講下去呀!”
  老師又擠進來一句:“他報才華,你等春天。”
  大家就噓老師,愛琳說:“好——對不起。”

  “好——”我說:“我不是來美國看電視等春天的嗎?我真的開始看電視。我從下午兩點鐘一直看到深夜、清晨。我發覺——春天的腳步真是太慢了。”
  我看看四周,同學們聚精會神的。
  “我去超級市場——沒有人跟我講話。我去服裝店——沒有人跟我講話。我去公寓裏公共的洗衣烘衣房——有人,可是沒有人跟我講話。我去郵局寄信,我想跟賣郵票的人講話,他朝我身後看,叫——下一位。我沒有人講話,回到公寓裏,打開電視機,那個‘朝代’裏的瓊考琳絲突然出現,向我尖叫——你給我閉嘴!”同學們開始說了:“真的,美國人大半都不愛講話,在我們的國家呀——”老師拍拍手,喊:“好——給她講下去呀!”

  我說:“於是我想,要找朋友還是要去某些團體,例如說教堂呀什麼的。可是華盛頓州太美了,大自然就是神的殿堂,我去一幢建築物裏面做什麼。於是我又想——那我可以去學校呀!那時候,我東挑西選,就來到了各位以及我的這座社區學院。”一個同學問我:“那你來西雅圖幾天了?”
  我說:“九天。”蝴蝶結慢慢說:“才九天英文就那麼會說了!不得了。”
  這時候,大家聽得入港,誰插嘴就去噓誰。我只得講了些含糊的身世等等。“你什麼職業?”“無業。”
  “你什麼情況?”“我什麼情況?”“你的情況呀!”“我的經濟情況?”“不是啦!”“我的健康情況?”“不是、不是、你的情——況?”“哦——我的情況。我結過婚,先生過世了。”
  還不等別人禮貌上那句:“我很遺憾。”講出來,我大喊一聲:“好——現在大家都認識我了嗎?”
  老師深深的看了我一眼,說:“各位同學看到了,我們得到了多麼有趣的一位新同學。”她吸一口氣,說:“好——我們現在把書翻開來,今天要講——虛擬式。”
  這時候那個臺北人月鳳一打桌子,叫道:“愛琳、愛琳,ECHO是個作家,她在我們的地方出了好多書——”。
  老師不翻書了,說:“真的嗎?”
  “真的、真的。”月鳳喊。
  我說:“我不過是寫字,不是她口中那樣的。”
  這時候,那個坐在對面極美的日本女同窗向我用手一指,說:“對啦——我在《讀者文摘》上看過你抱著一隻羊的照片。老天爺,就是你,你換了衣服。”
  老師忘掉了她的“虛擬式”問說:“你為什麼抱羊?在什麼地方抱羊?”我答:“有一次,還打了一隻羊的耳光呢。”
  教室裏突然出現一片羊聲,大家開始說羊。說到後來起了爭論,是澳洲的羊好,還是紐西蘭的羊毛多。
  老師說:“好——現在休息十分鐘再上課。”

  這一休息,我一推椅子,向月鳳使了一個眼色,她立刻會意,兩個人一同跑到走廊上去。我拉了她一把,說:“我們去樓下買書。快,只有十分鐘。”
  那下一小時,並沒有上課,包括老師在內都不肯進入文法。就聽見:“那你的國家是比美國熱情羅?”“那你沒有永久居留怎麼躲?”“那你原來還是頓頓吃日本菜呀?”“那你一回去不是就要被殺掉了嗎?”“那你先生在瑞士,你留在這裏做什麼?”“那你靠什麼過日子?”“那你現在為什麼不轉美術課?”“那跟你同居的美國朋友講不講什麼時候跟你結婚?”“那這樣子怎麼成?”“那不如算了!”“那——”
  下課時間到了,大家劈哩啪啦推椅子,還在說個沒完。下樓梯時又喊又叫又揮手:“後天見!後天見!”

  我站在走廊上決不定回不回公寓。這時,老師愛琳走過我,她說:“你剛才說不會發音我的姓,那沒關係。我除了丈夫的姓之外,還有一個本姓,叫做VELA。這是西班牙文。”
  我笑看著她,用英文說:“帆。帆船。”“好——對了,我是一面帆。”她說:“親愛的,因為你的到來,為我們的班上,吹來了貿易風。”

  我說:“好——那麼我們一起乘風破浪的來航它一場冬季班吧!”回到寂靜的公寓,我攤開信紙,對父母寫家書。寫著寫著,發覺信上居然出現了這樣的句子:“我發現,在國際同學的班級裏,同舟共濟的心情彼此呼應,我們是一群滿懷寂寞的類形——在這星條旗下。我自信,這將會是一場好玩的學校生活。至於讀英文嘛,那又不是我的唯一目標,課程簡單,可以應付有餘。我的老師,是一個充滿愛心又有幽默感的女士,在她給我的第一印象裏,我確信她不會體罰我。這一點,對於我的安全感,有著極大的安撫作用。”

  想了一會,提筆再寫:“我的計畫可能會有改變。念完冬季班,那個春天來臨的時候,我想留下來,跟著老師進入校園的春花。你們放心,我從今日開始,是一個極快樂的美國居民。最重要的是;老師說——不必考試,只需遊戲讀書。競爭一不存在,我的心,充滿了對於生命的感激和喜悅。注意,我夏天才回來啦!”又寫了一段:“這裏的生活簡單,開銷比臺北那種人情來往省了太多。一季的學費,比不上臺北任何英文補習班。經濟實惠,錢一下多出來了。勿念。”
  我去郵局寄信,那位扶拐杖賣郵票的先生,突然說:“出了一套新郵票,都是花的。我給你小額的,貼滿芳香,寄去你的國家好嗎?”這是一個美國人在西雅圖的衛星小城,第一次主動的對我講了一串話。我投郵,出了郵局,看見飄動的星條旗,竟然感到,那些星星,即使在白天,怎麼那麼順眼又明亮呢。
 
附記---王洛賓和三毛的戀與非戀

茶後飯餘,人們擺龍門陣,灑幾滴同情淚,發一腔悲歎聲,也許那好夢難圓的苦酸,還會淋濕不少多愁善感人的心靈。回首王洛賓和三毛的「黃昏戀」,一直是人們談論的熱門話題。

王洛賓和三毛的「黃昏戀情」,在他們生前死後,一直被媒體和人們津津樂道或念念不忘,各種說法的版本都寫得繪聲繪影,廣為流傳,王洛賓謝世11年了,純情的三毛乘鶴西去也已經16年了。善意的媒體和有責任感的作家充滿美好情意,留下了大量讚美這一幕台海兩岸愛情的美好詩篇。而質疑文章及質疑人士的觀點則是大相徑庭。孰是孰非?在王洛賓和三毛的這些作品中的深處可能蘊含著破解「戀」與「非戀」的密碼。 

三毛原名陳平,幼時隨著父母從四川重慶、南京到臺北定居,陳家在此落地生根。三毛對中華文化的教育根植在心田,極富文學創造性,不僅創造了西班牙那個小島上的人家,還創造了《撒哈拉的故事》、《滾滾紅塵》等一批新文學作品。同時,對王洛賓這樣一位使祖國西部民歌創造性發揚光大的傳奇人物,心儀已久,想再創造西北邊疆又一個遙遠地方的新故事。

三毛是怎樣認識王洛賓的呢?台灣影視製作人淩峰先生破解了這個謎。1988年,他們《八千里路雲和月》的外景隊,一直在尋找《在那遙遠的地方》、《青春舞曲》的作者,最後從中國新聞社打聽到了那個人叫王洛賓。但是他們說要拍他很難,但外景隊非常堅定,加上國務院台辦和僑辦的支持,所以王洛賓第一次在台灣螢屏和新聞媒體上亮相,搶了個頭彩。 

1989年,香港女作家夏婕在新疆訪問王洛賓後,在《台灣日報》發表三篇《王洛賓老人的故事》,很受讀者歡迎。三毛從小就愛唱王洛賓改編的《在那遙遠的地方》、《達板城的姑娘》等民歌,並把這些中國民歌帶到了西班牙,帶到了撒哈拉。當她看到夏婕報導王洛賓近況的文章,極端興奮,向夏婕查詢王洛賓在新疆的位址和聯繫方法。 

看望崇拜的西部歌王
就在這年底第四期台灣《明道文藝》同時刊載了三毛寫的文章和介紹王洛賓的文章,三毛細細閱讀後激動的興奮不已,大聲喊了起來:「王老師我從小就唱您的歌,我終於知道您在何處了,原來您就和我在一起。」緊接著,三毛通過友人聯繫,急切地想到大陸去看望她心目中崇拜已久的西部歌王———王洛賓。
 
1990年4月,三毛通過各種努力,她報名參加台灣大陸旅行團獲批准,《明道文藝》主編憲仁先生獲悉後,委託她為王洛賓代送稿酬,這就有了她直接見到王洛賓的第一理由。這個旅行團赴敦煌、吐魯番遊覽後來到烏魯木齊,為了搭乘提前預訂返回的飛機,只有兩天的逗留時間。其他遊客都去參觀這座邊疆神秘的城市,三毛卻帶著自己的嚮往和稿費直奔王洛賓家。 

4月16日,三毛第一次見到王洛賓,首先向王洛賓唱起自己作詞的流行於世界歌壇的歌曲《橄欖樹》。三毛曾說過:「橄欖樹不是代表和平,那是一個人一生的追求,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夢。」三毛拜訪王洛賓,又以她特有的如歌如戲,如詩如畫,如醉如夢的浪漫風采,展示了她這次認真追尋王洛賓的一次巨大努力。經過兩天短暫的接觸,她為王洛賓的坎坷人生和藝術才華所傾倒,可能也包含著敬仰、愛慕、同情,連三毛也說不清楚究竟是什麼感情。 

回到臺北後,三毛激動的心情久久難以平靜,創作的衝動使她興奮不已,將自己在烏魯木齊王洛賓寓所的簡單採訪整理成《西北民歌之父王洛賓———一鞭鍾情》一文在台灣發表,之後還在新加坡《聯合早報》上發表了《在那遙遠的地方找到了原作者》一文,一石激起千層浪,連三毛也沒有想到,這篇短文所產生的巨大社會效應。 

而王洛賓則應大陸媒體之邀,寫了兩篇短文《海峽來客》和《回訪》,在中國政協《團結報》上發表,詼諧、幽默地高度評價三毛的藝術修養和時髦的藝術形象,在海峽兩岸廣為轉載。令人始料不及的是,這組文章發表後,許多文學評論家驚歎地指出:77歲的老人居然寫出了這樣不朽的動情之作。 
《海峽來客》1990年4月16日: 
「是誰在敲門,聲音那樣輕,像是怕驚動主人。打開房門頓吃一驚,原來是一位女牛仔。模樣真迷人———鑲金邊的腰帶,大方格的長裙,頭上裹著一塊大花巾,只露著滴溜溜的一雙大眼睛。
用這支短歌,唱出海峽來客給我的第一印象。我們相對注視了一陣,客人開口:『洛賓先生嗎?』『是,請進!』我把客人引進客廳,端水返回時,她正摘下禮帽,打開花巾,對著鋼琴上的鏡子一甩頭,把彎鬈的頭髮披滿了肩頭,簡直是神話中的仙女動作。當時我心中編了一段歌詞,作為《掀起你的蓋頭來》的第五段: 
掀起你的蓋頭來,美麗的頭髮披肩上,像是天邊的雲姑娘,抖散了綿密的憂傷。
(5月間,我把這首歌詞寄到了臺北,她回信向我致謝,並誇讚我眼睛銳利,能把她生活中極小的動作,攫取來作了歌詞。) 

當時精神集中在客人的鬢髮上,竟然忘記問人尊姓大名?還是客人自己作了介紹:『我是三毛,月前受台灣明道文藝編輯部的委託,順便為你帶來了稿費。』相互認識後,談得很投機,相互談著自己的作品,她問我:『一個人住在這樣空蕩蕩的房間,有沒有寂寞感?』我未作聲,用手指了指鋼琴,我反問她:『你到處流浪,不寂寞嗎?』她笑著說:『流浪本身即為了排除寂寞。』我又端詳了一下她的打扮,打趣地說:『你是不是把烏魯木齊想像成一個原始的牧場,裡頭的人都騎著馬,年輕人的馬鞍上都拴著套馬繩?』她笑著搖頭不語。『那你為什麼這身打扮?如果你的皮靴後跟上再釘一對馬刺,人們一定以為你是雙手開槍的女牛仔呢?』說得她仰天大笑。我心裡說:『真是一個熱情、開朗、灑脫無羈的女人!』

她為我唱了自己的作品《橄欖樹》,她的歌,她的聲音以及感情都很美,我很快的想到:一個人唱自己的作品,容易唱得好,因為感情的表達,在創作過程中已經下過很大的功夫。我也為她唱了一首獄中的作品———《高高的白楊》,並介紹了歌中的故事:一個維吾爾青年在結婚前夜被捕入獄,美麗的未婚妻不久憂鬱而死去,青年為了紀念死者蓄下了鬍鬚。當我唱到『孤墳上鋪滿了丁香,我的鬍鬚鋪滿了胸膛』這句歌詞時,三毛哭了。唱罷,我向她表示謝意,因為她的眼淚是對我作品的讚揚。 

我問她:『是不是因為荷西是大鬍子,你才喜歡這首歌的?』她說不是,是聽了這首歌之後,更要愛大鬍子!我們又從大鬍子談到了荷西。我說:『尋找物件,對方的名字關係很大。你知道維吾爾語言發音中「荷西」是什麼意思嗎?你知道維吾爾人在告別時,雙方都互相說著「荷西」,這「荷西」是再見的意思,也許因此荷西提早離你而去。』三毛鄭重地盯著我說:『那麼以後我找物件一定要找個名叫「攜老」的啦! 』她邊笑邊向我告別,約明晚去賓館看她。這位作家思維真夠敏銳的!」
 
《回訪》4月17日:
「第二天到賓館,忘記了房間號,只好到總服務台去查問。賓館小姐查遍了五樓客人的登記表,並沒有三毛,叫我到五樓自己去找,並高興的向我道謝,我不解的問她,為什麼謝我,賓館小姐說:『兩天以來,我們根本不知道台灣旅行團中有三毛,是您給我們帶來的消息。您知道嗎?我們這裡一百多個姑娘都是三毛的崇拜者,其中四樓的一個姑娘還用三毛的作品治療她週期性的憂鬱症呢!』
賓館小姐的這番介紹,引起我極大的興致,同時又很擔心三毛真實姓名的洩露,會不會給她帶來許多麻煩。
在五樓,一位戴眼鏡的小夥領我去敲門。門開了,三毛先向眼鏡道了謝,然後引我走進房間,在沙發上坐定後,三毛走向牆邊打開了屋頂上的聚光燈,在燈光下站了一會兒,正像演員們在舞臺上暫時的亮相。噢!完全不是昨天那位風塵僕僕的女牛仔,而是一位披著一頭秀髮的窈窕淑女,美麗迷人。是不是女人的裝扮多變,使男子感到奇異,也是她們的一種享受。

三毛提著長裙,輕輕地擺動了兩下,似乎等待我鑒賞,我卻言不由衷的說了一句:『親愛的作家晚上好!』三毛為我倒了一杯茶,便坐在沙發前的地毯上,雙臂摟著膝蓋開始聽我的故事。我講的是囚犯曲《蠶豆謠》。三毛一直瞪著大眼睛聽著,她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故事題材,不過應該從抒情的動人的音樂會開始,往前追述。她把我講的,用她的設計整理了一下,時間、地點、人物、情節,都比我講的清楚,她沒有用筆記錄,我很驚訝一個人竟有這樣超人的記憶力。 
告別時,三毛問我對她的印象如何?我打趣地說:『第一印象是西部女牛仔,繼而變為秀髮女郎,最後的原形是真正的女作家!』

她堅持要送我下樓,跨上電梯,果然我給她帶來了麻煩———電梯的一角堆滿了一大堆三毛的作品,等待簽名。臨別,三毛告訴我,明天將隨旅行團經四川返回臺北,秋天一定再來。」
在三毛離開大陸短短的幾個月時間裡,按捺不住興奮心情的三毛和王洛賓素箋寄情,鴻雁傳書。不到一個月,王洛賓就收到了三毛的第一封來信:

「親愛的朋友,洛賓:
西元1990年4月27日萬裏迢迢,為了去認識你,這份情不是偶然,是天命。沒法抗拒的。我不要稱呼你老師,我們是一種沒有年齡的人,一般世俗的觀念,拘束不了你,也拘束不了我。尊敬與愛,並不在一個稱呼上,我也不認為你的心已經老了。回來早了三天,見過你,以後的路,在成都,走的相當無所謂,後來,不想再走下去,就回來閉上眼睛,全是你的影子。沒有辦法。照片上,看我們的眼睛,看我們不約而同的帽子,看我們的手,還有現在,我家中蒙著紗巾的燈,跟你,都是一樣的。你無法要求我不愛你,在這一點上,我是自由的。上海我不去了,給我來信。9月再去看你。寄上照片四大張一小張,還有很多。每次信中都寄,怕一次寄去要失落。想你,新加坡之行再說,我擔心自己跑去李豪不好安排。秋天一定見面。三毛。」
 
面對三毛熾熱的感情,已經76歲高齡的王洛賓似乎也感覺到了什麼。王洛賓寫信給三毛,委婉表達自己的徬徨:「蕭伯納有一把破舊的雨傘,早已失去了雨傘的作用,但他出門依然帶著它,把它當作拐杖用。王洛賓自嘲而誠懇地說,他就像蕭伯納那把破舊的雨傘。之後,王洛賓減緩了給三毛寫信的時間。為此,三毛匆匆來信,責怪王洛賓:「你好殘忍,讓我失去了生活的拐杖!」 

8月20日,王洛賓收到三毛從北京發來的一封加急電報:「8月23日(CA0916班機)請接平。」從不要部隊派車的王洛賓請好友派了一輛軍車前往機場接應。三毛本來預定9月來新疆的,她提前到8月23日到烏魯木齊。從1990年5月到8月的三個多月的時間內就寫信達15封之多。 
新疆部隊的幹休所居住人員都是軍隊離退休幹部,特別規定外國人(包括海外人士)一般不能居住。為了迎接三毛的到來,作為共產黨離休幹部的王洛賓,首先向幹休所領導遞交了三毛居住的報告。從未置辦過傢俱的王洛賓,請自己的學生陪同,破例到烏魯木齊的傢俱市場選購買了一張當時最流行的單人席夢思床、一個書桌、一盞檯燈和一套新被褥。

這次三毛要來幹什麼呢?
一下飛機,三毛提了一大箱衣服和日常用品,住進了王洛賓家裡。三毛在給王洛賓的信中說,「不住賓館,住在家裡是為走近你。」三毛按照王洛賓的成名作《在那遙遠的地方》歌曲中藏族姑娘卓瑪的形象,穿上在尼泊爾購買的西藏毛料裙服。據說是想以此喚醒老人那久遠的記憶,讓藝術家的心永遠年輕。

三毛在王洛賓寓所居住期間,與王洛賓各騎一輛自行車外出探親訪友、上街逛景、購物買菜、回家後有三毛親自掌勺做飯,閒暇時間聊天、彈琴、唱歌、寫詞。王洛賓說:「三毛這一次來,我自己介紹,談了六天,她做了完整地紀錄,還把我說的話完整地重複一遍,給我聽,我講的很拉雜,她記得有條不紊,她真正是一位作家,組織能力很好。」

當三毛滿懷期望地飛到王洛賓身邊的時候,對於三毛至深至誠的忘年情,年近八旬的王洛賓顧及部隊環境、家庭子女、社會影響和現實生活賦予他的理性,沒有貿然接受三毛追求的勇氣。而當三毛改變初衷,帶著那只盛滿衣物的手提箱離開的時候,王洛賓才徹悟到自己失去了一份多麼寶貴的感情。

吉他是王洛賓伴隨一生的「愛物」。三毛還留了一線最後的希望。她把她的髮針別在王洛賓的吉他上。髮針,那是三毛自認為求愛的信物。王洛賓並沒有被這強烈的情愛所打動,打動他的是他卻因此獲得了音樂創作的衝動。為了永遠紀念這段難忘情誼,王洛賓寫了一首現代經典情歌《幸福的E弦》: 
「我常撥弄著琴弦,獨自漫步海灘上。琴聲那樣憂鬱,彈奏著無盡惆悵。今天我抱起了吉他,琴聲卻是這樣明朗。像一隻自由的白鷗,追逐著海波浪。雖然Sanmoor不在身旁,琴聲卻是這樣明朗。因為她那髮針,插在E弦上。啊我幸福的琴弦,奏起幸福的交響。她那粉紅的髮針,曾經插在鬢髮上。」 

結束了年僅46歲的生命
1990年11月16日三毛返台後,近期在身邊發生的一切匯聚在一起,使其思想發生了巨大波瀾。滿懷激情和王洛賓在一起生活的幻想破滅了;困擾她的電影《滾滾紅塵》的是是非非還在升溫;疾病纏身的她又感到全身疲乏無力,有一種末日來臨前的徵兆,好像上帝已經向她招手。
多情的三毛,勇敢的三毛,智慧的三毛,終於感到對生活失望了。
1990年12月11日三毛在住院前從台灣來信,王洛賓直至12月底才收到。沒想到這卻竟是一封肝腸寸斷的絕筆信。信中寫道:
 
「洛賓:
謝謝你記得我。想你已經回到了新疆。我是11月16日方才回到台灣。由香港回來的家中有你的信在等我。新加坡的來信也收到了。明年1991年,我因西班牙身分證早已過期,護照也將在近期內滿期了。所以被迫要回到歐洲去辦手續。大約是2月就飛去了。預備住半年或一年,以後回不回台不知道。我在11月14日,在香港與英國老友O’Sheal先生訂婚。沒有發新聞,沒有通知任何人,只兩個人悄悄出去吃了一頓晚飯。回台稟報父母,如此而已。STUVE比我長一些。是大學時在德國一同進修時的同班同學。想來新疆已經很寒冷了,但去過之後知道在室內不冷,比較放心。海成一家,以及萍萍(您的孫女)和她母親,請一定問候。海成有幾張照片,在我這裡,如果給我海成位址,我可寄去給陶陶。非常感謝海成對我的招待。洛賓,我走了,祝福我未來的日子平靜、快樂。謝謝。未來我將住Scot-land。回台只是看望父母而已了。謝謝你。也祝福你。楊老師請代我問候。李樺先生一同。平平上,1990年12月11日臺北市。」 

這一封信,三毛極力掩飾自己內心的激烈鬥爭,當1991年1月5日淩晨,王洛賓從收音機中聽到三毛自殺身亡的消息,猶如晴天霹靂,把王洛賓打懵了,他悲痛欲絕,泣不成聲。1月6日,心力交瘁的王洛賓把三毛寫給他的最後一封信貼在一個雜誌封面上,疾筆題寫了久違的音樂日記:「懺悔把!懺悔安慰不了她的在天之靈!實際上懺悔只是在責備自己。」 

據三毛的醫生講:三毛是子宮內膜增厚,1991年1月3日上午10時手術,原定5日出院。誰知4日淩晨,三毛在臺北榮民總醫院中正樓7樓72號頭等病房的衛生間,用一條咖啡色尼龍襪,吊頸輕生,結束了年僅46歲的生命。
 
王洛賓感到很對不起三毛,便在三毛居住過的臥室裡為她設了一個小小的靈堂。把三毛的相片放大,讓學生用絨絲線裝飾起來,圍上黑色紗巾;還有白絹布包起來的三毛的一縷秀髮,那是三毛在王洛賓家居住時,臨走前剪下來留存在樂譜內的遺物。

這一段時間王洛賓開始不斷地喝酒,麻醉自己。他十天內喝了八瓶新疆烈性白酒,酒精中毒住進了醫院!失去了才懂得寶貴,失去了才開始痛惜和悔恨。可三毛對王洛賓的愛慕和決心,誰都無法推斷和分析,或武斷地做出結論,只有王洛賓知道,只有王洛賓明白,三毛是為他而死的,是為他殉情的!
「就是用槍逼著我,我也不會說。」
由於三毛和王洛賓的一段「黃昏戀」,一些接近三毛的人士一說自殺,一說仇殺,還有說情殺,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一些媒體紛紛發表文章,疑團重重,持續不斷。在王洛賓訪問台灣的時候,記者們又圍繞三毛的話題提問,王洛賓風趣幽默地說:「凡是有關三字的問題,我都不要回答,其他四五六都沒關係。」「三毛的父母對外界說過,對三毛的書大家盡情批評,對三毛的生活請不要再做議論。我知道三毛很多的事,但就是用槍逼著我,我也不會說。」

三毛的大姐陳田心則是這樣認為:
「三毛很單純,她是心中有話就講。對王洛賓,她寫信和我們講,從小唱王洛賓的歌,現在卻認識了這個人。王洛賓的年紀很大,所以她把王洛賓當作長輩,但三毛對長輩表達愛的方式不同,或許人家會以為是男女之愛,而她認為這種情感是源自對藝術創作的欣賞,也是一種長輩、晚輩間的情感傳遞,沒提過兩人會變成終身伴侶。」

喜愛三毛的人們難以相信,那個寫下過《不死鳥》熱愛生活的三毛怎麼會厭世而去?當年,王洛賓在給王海天的信中說:「三毛去年兩次來烏市,本來打算寫我的全部歷史,不料還未動筆竟辭世而去,只是寫了幾篇短文,發表在香港及新加坡的報刊上。關於她的死,她的母親說的很對,不是自殺,也不是他殺,但不易為人理解。據我知道,她有著精神抑鬱症,這種病狀如果公佈於世,影響她的作品(也就是作家的社會地位)。」

西域大漠的胡楊樹生而不倒一千年,倒而不死一千年,死而不朽一千年。熱愛王洛賓和三毛的人時常感到難以對社會評論得失作出怎樣的判斷和反應。這點,我們現在的人做不到,而王洛賓和三毛做到了。王洛賓和三毛之間「戀」與「非戀」這個美麗動人的傳說故事,還將繼續流傳下去。中國大陸雄偉天山上那聖潔的雪蓮花和寶島台灣五指山上那朵朵小野花在細心傾聽。(劉書環)

世界週刊2007-03-04


三毛的一生(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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