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WNEWS.COM-- 2006年11月14日5:3:35(京港台時間) --多維新聞
多維社記者呂賢修獨家報導/發自上海的一封求助信，最近在網路上引起許多迴響。由於9歲的兒子離家出走，當事人及前妻被控以疏忽及虐待，一雙兒女的監護權並被加州政府接管。當事人以“電影〈刮痧〉真人版”形容此事件。(chinesenewsnet.com)
一封網路求助信
“向全球華人求助，向全球媒體求助，向全球網民求助！”2006年8月31日，中國新浪網博客出現一封以此為標題的求助信。由於媒體的關注，很快地，有5萬多人次瀏覽了這個網頁。從這些留言，可以反應華人對此議題的不同看法。諸如：“僅憑小孩子胳膊上的淤青，就斷定小孩受虐待？告他們違憲！”“把感情司法化是很莫名其妙的舉動，文化差異實在太大，我們的歷史他們根本沒法理解，這是太無奈的事情。”“既然你選擇做美國人，就應該接受美國的教育與，家庭監護方面的習慣。”“實很難證明在對待孩子時，也能控制自己的過激。你看你一激動就號召全球華人，完全不理解法與情的關系。
2個多月過去了，加州橙縣家事法庭以就此案2度開庭。10月30日，在接受多維記者電話詢問時，居住於上海的高峰表示，當天庭審結束時，由於2個小孩都表示非常想家，法官裁示增加母親探視次數至每週3次，每次延長為3小時。至於孩子何時可以回家，他悲觀地做出至少2年的假設。“不管是在法庭內或法庭外。做為父親的權力，現在要靠自己來爭取了。”他強調。
事件回放
案件的2位被告，高峰與柯女士，2人原為夫妻。。高峰的背景是法律專業，柯女士則是英文。2003年，2人離婚。2名子女，9歲的傑瑞與5歲的妹妹筱琳，依法由母親負責撫養，目前居住於加州洛杉磯ALHAMBRA市。高峰後來回到上海，任職星客特汽車公司。這段時間，每天只能靠越洋電話與子女聯繫感情。
2006年8月12日，高峰回憶，自離婚後從未主動與他聯絡的柯女士，突然發給他1封主題為“緊急”的電子郵件，“你的手機不通，請速與我聯絡。”高峰當時猜想，肯定是孩子出事了。電話接通後，他只聽到前妻說“social worker（社工）”兩字，便知道電影〈刮痧〉的劇情，發生在自己身上。
柯女士描述，7月30日，傑瑞不願與妹妹一塊玩，並對妹妹比了1個中指，因此她叫傑瑞站好，罵了他幾句。不料隔天一早5點，傑瑞便與11歲的朋友喬丹騎單車離家出走。兩人一路從Costa Mesa騎到Irvine，2個小時後，被警察攔下。事後，經由社工告知，2個小孩告訴警察：媽媽打他、罵他，喝了酒就躺在地上，1個禮拜不給他們吃喝，他們只有出來找食物。 雖然小孩隨後坦承說謊，但不為社工採信。柯女士遭政府指控虐待及疏忽，而高峰，雖然人在中國，仍被控以疏忽。法官下令，立刻將2個小男孩送往寄養家庭。
1週後，調查人員取得搜索令，深夜搜查柯女士的住處，在女兒手臂上發現1小塊瘀清，判定是受到母親毆打，於是強行將女兒帶走。雖然母親解釋，瘀清是女兒騎單車摔倒所致，並企圖阻攔。但由於當場情緒過於激動，被調查人員認定精神狀況異常，並要求她接受心理測試。
至此，柯女士自知已無法控制狀況，於是與前夫高峰聯絡，尋求援助。高峰隨後與社工人員取得聯繫，當被問到：是否知道前妻長期虐待小孩？他回答：前妻非常愛小孩，不可能虐待。只是上海女人好強，喜歡調教人。他並探詢將小孩帶回中國的可能，但社工表示：2人是美國公民，美國政府有義務保護他們。
針對疏忽、虐待等罪名，由於高峰人在中國，僅由法院公派律師代表出庭，屆時將採缺席宣判。一旦罪名成立，前妻會被羈押，2人也極可能因此失去子女監護權。而法官在裁判監護權時，具有血緣關係的申請人，將優先被考慮。對此，高峰先做出最悲觀的假設，一旦2人的監護權被剝奪，孩子應當由親人撫養。他安排孩子在上海的外公、外婆，以及在日本的姑姑前往美國，預備屆時爭取監護權。然而，由於2老簽證的面談日期，被領館安排於60天之後，連庭審都趕不上。高峰先寫了一封網路求援信，引起中國媒體的關注。隨後，並接受記者採訪，陳述整個事件。簽證順利核發後，3人在9月12日抵達洛杉磯。
然而，在9月14日第一次庭審中，社福人員，對高峰在中國與媒體討論案情的作法十分不滿意，認為他有意妨礙司法公正，並質疑他企圖誘拐2個美國公民回中國。對此，法官裁示，日後所有家屬與孩子見面，都要有社會福利局會說中文的人員作陪，避免其私下串通。至於母親的刑事罪名是否成立，以及監護權的歸屬，將由家庭法庭繼續審理。
給孩子一個交代
基於保護未成年當事人，洛杉磯當地案件調查人員，及母親柯女士都不願對媒體表示意見。透過電話，高峰對多維記者表示，雖然他對美國司法包容不同文化的能力感到失望，但願意配合走完這段最短可能2年的程序。
高峰回憶，在收到控訴書之後，他立即致電社會福利局調查員，然後傳真所有的個人資料傳真，接受背景調查。對於選擇尋求社會支持，他表示，自己在中國接受訪問，一律用真名，也沒有打馬賽克。他最壞的打算，如果孩子被判給寄養家庭，將來問他：你當時如何對我？為何不為我抗爭？他相信，起碼這所有的過程，將來可以可孩子看，父親從來沒有放棄過。至於在中國媒體公布孩子的照片，則是希望所有人知道：如果是被虐待的小孩，表情怎麼可能這麼可愛？
至於刑事罪責，他分析，如果庭外和解，前妻有條件認罪，孩子也許可以有條件地回家。但因為會留下案底，而且社工可以隨時來探視，形同失去隱私，他不認為前妻會接受。如果法院宣判無罪，孩子可以立即回家。最嚴重的是，如果有罪，最快將需要6個月到2年，才能確定監護權。這段時間，家人只能等待。
高峰認為，父母、家人的愛，是寄養家庭無法取代的。案件的時間拉長，對小孩的影響，也很難評估。據他所知，許多研究結果顯示，在寄養家庭成長的小孩，日後容易傾向仇視社會。剝奪小孩父母的監護權，是否對小孩是最有利的安排？這也是他要抗爭的原因。
關於媒體披露社工認定的13項證據，高峰不願多談，只是強調，13項證據，沒有一項正確，他及前妻從來沒有虐待孩子。他舉例，兒子喜歡打遊戲機，但母親規定每天只准打半小時，因此兒子心理不舒服。至於女兒手臂的瘀青，鄰居及朋友都可以證明，是她自己騎單車跌傷的。醫生也證明，女兒有點螺旋腿，走路容易摔倒。
此外，小孩愛吃零食，而且不知自制。母親寵小孩，每週末買回很多食物，放在冰箱裡，不可能不讓孩子去拿。但孩子沒有節制，如果不買，社工會認為父母餓到孩子了。而叫孩子“小胖子”，是擔心他們的健康。美國人或許認為這是一種羞辱，會傷害兒童心靈。但高峰指出，每個民族對此稱呼認知不同，如何界定是傷害？
價值觀不同，高峰認為這是最大的問題。比如他想對法官說，他已經把一切的愛都給了孩子。但律師建議，如果這樣說，檢察官會指出：這就是不負責任的表現，因為你從不問他們想要什麼。
他回憶，事件發生後，許多網友寫信給他。其中有人也有類似經驗，並形容美國的這套制度，就像一種無煙工業，社會福利局有權力動用許多政府資源。一旦立案，有許多環環相扣的程序，被告、小孩要看心理醫生，要驗血，檢查有無酗酒、吸毒，過程中有太多人受益，但並不是每個案子最後都有結果。
“小孩生活在美國是否真就安全？安全的定義是什麼？”高峰認為，如果孩子在中國，絕對不會發生這種事。現在對小孩已經造成傷害，這才是他最頭痛的事。
權力靠自己爭取
目前2個孩子傑瑞與筱琳都已經轉學，暫時寄養於1位德國裔老太太的家裡。“兒子已經認錯，但女兒還太小，根本無法理解為何會被送到別人家，為何每週只能與媽媽見面1次。”高峰表示。至於專程來美的外公、外婆，現在正爭取多些機會與孩子見面，拉近彼此關係。
每天晚上7點到7點半，高峰可以與孩子通話，前妻則是7點半到8點。在起先的談話中，高峰想讓孩子明白：這件事，他們是主角，必須表現強烈的回家慾望，大人只能依法辦事。但兒子很天真，把這些話告訴老太太，老太太又轉告社會福利局，因此檢察官說父親想誘拐孩子。由於依法，不能與孩子談案件。所以高峰後來換了角度，每天跟他們說一段小時候的事，只想激發孩子對家庭的渴望。他安慰自己，假裝是孩子去讀寄宿學校，才不會太難過。
除了思念，高峰還有隱憂。他擔心，孩子就算回來，但已經學會這一套制度，以後更難管教。談到未來，高峰表示，現在還沒想清楚，接下來該怎麼做。只是思考在這段時間，如何將父母的愛，延伸到寄養家庭。“因為這實在太長了，等到小孩回家，他們都長大了。”他說。雖然這件事發生了，但高峰認為自己還是要盡父母的職責。等刑事罪嫌澄清後，他考慮親自來美見孩子。他也希望得到法官同意，孩子寒暑假時，可以帶他們回中國，多瞭解一些中國的傳統。律師建議，在美國，所有的權益都要靠自己爭取，不管是在法庭內或法庭外。高峰說“做為父親的權力，現在要靠自己來爭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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